文/江南都市报全媒体记者廖济堂
11月8日是普通的一天，但于记者而言，是一个特殊的日子——第十九个记者节。
选择了记者这个职业，就是选择了一种生活状态和一份社会责任。记者节是一个没有假期的节日，却是一个适合重温初心的日子：做“党的政策主张的传播者、时代风云的记录者、社会进步的推动者、公平正义的守望者”。
放弃很简单，坚守却不易。我们心有所持，永远在路上。今天我们就来说说，那一次让我们难忘初心的采访。
一、
网红“学爸”太励志
文/江南都市报全媒体记者廖济堂
2014年，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政策有一个新变化：取消了报考者“年龄一般不超过40周岁”的限制。当年11月中旬，在南昌市教育考试院的考研现场确认点，我守了2天，终于采访到了几位大龄考生，51岁的淦菊保是其中年龄最大的一位。
淦菊保与我聊起了他的经历，他年轻时在企业干过兽医师，后下海创业，因效益不佳企业倒闭，他便产生了“回炉深造”的想法。“那时两个儿子读书都不太认真，为了监督他们学习，我决定陪他们一起参加高考。”2008年，淦菊保陪大儿子参加了高考，尽管分数达到了专科录取线，但他当时没有填报高考志愿。2009年，淦菊保又陪小儿子参加高考，并最终被江西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录取了。后来，他通过专升本考入了江西中医药大学。
不过，2014年研究生考试，因为英语差了3分，淦菊保最终没有被录取。
2015年，淦菊保第二次参加考研，初试成绩超出了国家线11分。2015年3月16日，我到江西中医药大学再次采访了淦菊保。52岁的淦菊保与身边的
“90后”同学明显有代沟，室友都喊他“淦叔叔”，大家说“把淦叔叔视为自己学习的标杆”。
淦菊保说，自己年纪大了，最怕期末考试，每次考试时间都不够用，“考不过年轻人就算了，如果挂科了那就真羞死人了，不过，还好几年下来没挂过科。”
我的报道刊登后，淦菊保成了“网红”，十余家媒体先后来采访他。后来我给他打电话时，他半带埋怨地说：“现在每天都有媒体联系我采访，搞得我都没心思上课了。”不过，从他的言语中，可以听出来，他还是有点小开心的。
天道酬勤，2015年考研，淦菊保复试也通过了，他成了江西省年龄最大的研究生。
2018年7月份，头发斑白、眼角皱纹横生的55岁应届毕业生淦菊保穿着印有“青春不散场”字样的T恤，参加了学校2018届研究生毕业典礼。毕业前，淦菊保参加了考博，虽然总分过了，但英语差了5分。毕业后，他在一家药房找到了工作，平时也会给人瞧瞧病。
“从给动物看病，到给人看病，我用了几十年时间。”2018年11月7日，淦菊保在电话中告诉我，他在药店工作的收入并不高，未来他还想考博，在医学上走得更远。
对淦菊保的采访，横跨了5年，他对学习的热爱和坚持让我深受触动，他的故事太励志。记者，记录者，记录着，其实，我们在记录他人故事的同时，也是在书写自己的经历。
二、
乔装流浪汉体验南昌市救助站的“神秘”生活
文/江南都市报全媒体记者石鹏
自2007年至今，我已在新闻的道路上摸爬滚打了11年。11年来，我一直坚持将笔头对准平民百姓，关注他们的生活和生存状态。“如果你的照片拍得不够好，那是因为离炮火不够近”这句史上最有名的战地记者罗伯特·卡帕的名言时刻提醒着我。为了深入基层，深入群众，我曾做过一系列深度体验新闻报道。
印象中，最深刻的一次莫过于乔装流浪，真实体验南昌市救助站的“神秘”生活。那些承载着“扶危济困”职责的救助站，它是挣扎在社会最底层的贫弱者的天堂，还是懒汉无赖的福地？被救助人员又究竟有着什么样的生态？这一切，对于绝大多数普通百姓而言，无疑是神秘的，难以感知的。
为此，2012年9月17日晚上8时，我乔装流浪汉，穿着旧了的短衣裤和一双破拖鞋，摸黑来到位于瀛上的南昌市救助站。体验之前，考虑到救助站工作人员要核实我的身份信息，但我又不能提供真实的身份证，所以我和我远在厦门的表姐通了气。进入救助站的大厅后，值班室的工作人员果然要核查了我的身份信息，但由于我做足了准备而顺利“蒙混过关”。
安检后，工作人员把我带到了大厅对面一栋楼的3楼，将我交给了一名宿管员。宿舍区就在宿管员卧室的隔壁，一扇朱漆大门分隔着两个世界。但是，透过大门上的网孔，可以看到宿舍区里的大致情形。3名赤膊男子正嬉笑着在饭厅里打牌，他们身上都有文身，看起来像混社会的打仔。
宿管员打开大门，我走了进去，打牌的男子全都停了下来盯着我看。联想到港台的警匪片里，新人入监时的场景，我当时不禁内心忐忑——“他们会不会趁管理人员不注意，也给新来的我一个下马威？”为了尽量不让自己露怯，我也“入乡随俗”脱掉T恤，光着膀子挺起胸脯。
由于早已错过了救助站里的晚饭时间，宿管员塞给记者一桶方便面和一个四合一的牙具，里面有一柄牙刷，一支牙膏、一小块肥皂，另有一块印有“江西省南昌市救助管理站”字样的小方巾。正在吃方面时，一名身材瘦小的赤膊男子凑了过来，询问我的身份信息和进救助站的原因后，还力邀我第二天和他一起去找工作。
深夜11时许，整个宿舍楼都已经安静了，但宿舍区里却时不时地咳嗽呻吟，窗外偶尔传来车子和飞机的轰鸣声，我睡意全无。凌晨1时许，一名穿着短袖T恤和沙滩裤的男子被冻醒了，哆哆嗦嗦的跑到对面的空床上准备拿被子，左翻右看，觉得太脏了，又放弃了。凌晨2时许，我依旧毫无睡意，且感觉全身瘙痒，难受之极。凌晨3时20分许，我用衣服蒙住头，强迫自己睡去。
报道刊出后，因为真实、自然、亲切，现场感强，有可读性，引起了读者们的强烈关注，并获评2012年度江西省报纸副刊好作品。除此之外，我还做了很多深度体验新闻报道，例如《我是“站街工”》《体验一个菜农的16小时》《三清山的“胖”挑山工》等，但体验过程最难忘的还是这一次，至今仍记忆犹新。
三、
好想再回去看看“老乡”
汪清林
从事新闻行业十多年，接触过的人和事多如牛毛，坦白说，大部分的采访如浮光掠影，早已模糊。
又到记者节，自我盘点一下，去年在遂川县半个多月的驻村采访的情景首先映出脑海。老新闻工作者说，好新闻不是靠笔杆写出来的，而是用脚板子跑出来的。这说明好新闻要接地气、采访要深入、观察要细微。
按上级宣传部要求，2017年5月，我受报社委派赴吉安市遂川县高坪镇桃洞村采访当地脱贫攻坚工作，和村民“同吃、同住、同劳动”，亲身感受精准扶贫、精准脱贫的显著成效，真切体会党的十八大以来农村发生的巨大变化。
以前出差也不少，但这次离开妻儿半个多月的采访还是比较难得，收获也颇丰。不仅采写了不少反映遂川县高坪镇在脱贫攻坚工作上的成效，也记录了一些因为客观原因短时间还无法解决的困难和无奈。
半个多月是采访，也是和当地村民一同生活的日子，留下很多难忘的瞬间，我难忘高坪镇党员干部奋战脱贫一线，晚上太晚回不了家，住宿在办公室；难忘桃洞村村支书“发哥”的妻子刚生病出院还为我整理床铺；难忘村干部骑摩托车带我去采访经过有多处塌方的盘山公路；难忘山区早晨清冷，衣服穿得不够，村主任李建雄脱下他身上的迷彩工作服给我披上；难忘高坪镇高坪村村主任郭建平多次邀我去他家坐坐，喝喝他家的自酿米酒，因为采访总没去成，他老说“改日”，最后我开玩笑叫他“郭改日”，他听了总是哈哈大笑；难忘的还有很多……
记得临别前，高坪镇党委书记袁金华、镇长黎抒昌给我颁发高坪镇桃洞村荣誉村民证书，以表感谢和留念。至今，这一荣誉证书珍藏在家。
白驹过隙，往事如昨。我现在几乎每天都能通过高坪镇脱贫攻坚交流群看到，谁家的房子又修葺一新了，村组公路通到哪一家了，哪些卫生死角被消除了，哪些贫困户又退出了脱贫标准。桃洞村的面貌每天都在发生变化，村民的生活也在逐步改善。好想有时间再回去看看可爱的“老乡”。
四、
不管能不能得始终，都要不忘初心
文/江南都市报全媒体记者任德志
那是我刚踏入媒体行业时做的一次采访。
2017年的6月，值班主任分给我一条线索，有位曾在火灾中奋不顾身救过他人的老人，因重病住院，他和家人希望社会能够关注并且帮助他们，因为老人需要高额的治疗费用。
老人的名字、样子、所患病症我都已记不太清，但那次采访中的经历，却让我印象深刻。在二附院的病房里，我和老人聊了很久，他和我说了很多他救人的细节，他也因那次见义勇为而受到了相关部门的表彰，但随后大家对他的关注逐渐退却，直到重病住进医院，也没有人想起这位曾经的英雄。我能感受到老人的委屈和家属的期盼。临别时，老人的儿子送我出医院，还坚持要开车送我回单位，被我谢绝后，他从兜里拿出几百元现金往我的手里塞，说希望我能够帮帮忙，报道他父亲的情况。
那时我踏入媒体行业不过两个月，那也是我第一次收到被采访者的酬劳。在大街上，身边人来人往，我只觉得脸有些火辣辣的，觉得这是一件见不得人的事。没多想，我果断将钱推回去，称不用。
回去的路上，我想了很多。老人的儿子有车，真的到了付不起医药费的地步？如果条件不好，为什么还要塞红包给我？他给记者塞红包，是觉得记者收了钱后会更上心？
即使没有收到任何好处，那篇稿子我还是很努力很认真完成。对于没有收下红包，我并不觉得遗憾，那次采访唯一的遗憾是，由于自己还是新手，最终稿子没有报道出来。而对于老人儿子的行为，我有些气愤，觉得自己和自己的职业收到了侮辱。
在那次采访后，我知道了“有偿新闻”这个词。如今我已经做记者一年半，回过头来，我很庆幸自己当时选择了拒绝，不是因为职业道德，不是因为可怜老人，而是因为我不想让对方觉得，自己收了钱才会认真办事。也是因为那件事，我在日后的新闻工作中更为谨慎，会去甄别，有些事情，需要坚持原则和底线。
不管能不能得始终，都要不忘初心。
五、
小可豪，再见！
2018年1月23日，我和几个同事陪着一个孩子去了趟武警上饶支队余干中队，此行是为圆梦去的，那个孩子的梦。
孩子才7岁，我们叫他小可豪。2017年6月，正准备考试的小可豪突然反复高烧。爷爷奶奶带着看了半个月的病始终高烧不退，可豪爸妈请了假从外地赶回来，带着可豪在南昌治疗。省城的医院水平较高，一查便是噩耗，小可豪得的是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。在辗转上海、北京多家医院后，可豪爸妈终于接受了病治不好的现实。
可豪很听话，在医院治疗时有时甚至还会安慰妈妈“没事，别多想”。就这样一个懂事的孩子，人生才刚起航旅途就宣告终结，对于孩子的爸妈来说无疑心如刀绞。
我看到可豪时，因为药物作用，可豪精神并不太好，但他一般也不哭闹。妈妈在身边服侍着，寸步不离。这是一个坚强的妈妈。通过一名志愿者，可豪妈妈向江南都市报求助，说希望帮儿子完成人生最后一个梦想。
说起这个梦想，其实也是孩子在北京治疗时种下的。小可豪在地铁站附近看到一个个武警后便总跟人提起想当武警。对于时日无多的小可豪来说，这个梦想岂止是奢侈，实际上是没有任何可能的。所幸，我们联系上了武警总队，又通过武警总队联系上了武警上饶支队余干中队。
安排好了营地、时间，一帮人又想方设法帮孩子找适合可豪穿的武警制服。1月23日那天，因为身体不适，小可豪在余干中队待的时间不算太长，不过，小可豪还是偷偷告诉妈妈“这是我生病以来最开心的一天”。
我不知道小可豪是不是不想让妈妈担心才说出的那句话；也不知道小可豪的武警梦是不是因为自己得病，希望长大像武警一样高大健壮。这一切都已经不重要了。至少在1月23日，我们所有人都看到小可豪离开营地时的恋恋不舍。
没多久，志愿者告诉我小可豪走了。 算上外地的工作经验，我从事新闻记者这个职业也有3年多了。处理过许许多多的投诉、求助，也做过一些暗访调查。越来越觉得“铁肩担道义”的记者能做的事情非常有限，这个现实让人痛苦、迷茫、彷徨。再次提起小可豪，并不想说自己做了一件多么伟大的事情，只是这件事让我觉得，自己作为记者总还有些作用。小可豪的这件事时刻提醒着我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继续努力下去。
